——2000年秋讲于河北生活禅夏令营
济群法师
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《从戒律看原始僧团的管理体制》。
听到这个题目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专业性比较强，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具体关系。但我发现，这不仅是教界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，同时还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一种良好的制度，是保障社会健康发展、保障民众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。
君主制和民主制是历史进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制度，分别代表了人治与法治的方式。
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，之所以战争不断，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关系。我们知道，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奉行君主制，以天下为家，一朝称帝即可坐拥天下。正是这样一种集权式的封建专制，使帝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。权利虽然不是具体物质，但在它的背后，是高踞众人之上的荣耀，是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，是集天下财宝于一身的富有，正所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但帝位是世袭的，不容他人染指，这使得追逐者只有通过武力来夺取，从而导致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战争。今天是刘家的天下，明天又是李家的天下，翻开历史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建立在血腥的残杀之上，建立在尸横遍野的灾难之上。
相对于落后的封建专制，新兴的民主制度显然更符合民众的普遍需要。这几年我常去澳州，看后很有感触，在那个环境里，百姓与百姓是平等的，百姓与总统是平等的，百姓与政府也是平等的。因此，人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例如政府计划对某沙滩进行改造，若民众提出不同意见，政府就会予以考虑或采纳。在南澳某地，老式公交车已沿用一百多年，政府计划换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结果民众普遍反对，觉得古色古香的特点要保留，政府就因此取消计划。又如某人开车超速被警方拍摄下来，但违章者不服气，觉得自己没有超速，于是聘请律师调查，发现警察所用的照相器材是试用期产品，而试用期产品的质量没有保障，结果警方就输掉了官司。在澳州，民众随时可以监督政府，甚至监督总统。所以，澳州的福利制度非常好，政府能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
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：良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，更直接影响到民众生活，是百姓安乐的保障。
那么，佛教制度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
如果把佛教僧团当做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的特殊王国来看，释迦牟尼佛是怎样建立并管理这个由僧众组成的王国呢？僧团没有类似政府或执法机关之类的部门，一切管理都是以佛陀制定的戒律为依止。
今天的人一提到戒律，总觉得早已过时，这和我们对戒律的无知有关。事实上，戒律在中国一直没有非常认真地实行过，尤其是唐代禅宗兴起之后，戒律几乎被清规取而代之。如果说戒律是民主、法治的，那么清规就比较偏向于人治。根据戒律建立起来的佛教僧团没有具体行政机构，基本属于无政府状态。而根据清规建立的僧团，则有非常完整的行政机构。可以这么说，汉传佛教所特有的丛林清规，多少受到当时封建君主制的影响。
汉传佛教的僧团有两种类型，除了根据清规建立的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十方丛林外，还有子孙寺庙。十方丛林属于公有制，还保留相应的民主制度；而子孙寺庙则偏向私有制，因而在管理体制上更接近于封建君主制，寺院所有权在师徒间代代相传，由师父传给徒弟，徒弟再传给徒弟，属于变相的世袭制。不同的管理体制不仅对僧团健康发展有很大影响，对僧人自身修行更有着直接关系。
目前，海外不少道场都属于子孙寺庙，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寺院。我们知道，佛陀制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僧众修习解脱，就这个意义上说，私有制的寺院有利有弊。优点是有利于事业发展，一个人在道场连续几十年当住持，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贯性，也容易招集一批弟子助其共同完成事业。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，长期的事务性工作会对个人修行带来相应障碍，而行政管理模式一旦形成，参与者就会被循环不息的运作系统牵制，很难有时间退下来修行。
依戒律建立的管理体制，虽然诞生于两千多年前，却是以充分的民主为基础，非常契合当今最先进的管理体制。我们今天研究它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戒律有更深入的认识，更可以此作为借鉴，为现今僧团管理提供如法的参考。
原始僧团又是如何运用戒律进行管理的呢？下面，我准备从公有制、平等、民主、法制、自由这几方面进行探讨。
一、公有制
根据戒律建立的僧团，属于公有制。
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。资本主义社会即是典型的私有制，企业大部分属于个人所有。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以公有制为主，国有企业占了相当比重。就目前来看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占绝大多数，这主要和人类的天性有关。自私是人性的最大特点之一，其突出表现就在于私人占有——“私有制也因此而发展成社会的最高信条和激发人类创造力的源泉”，在这个角度来看，私有制的确比较符合人性。
但是，由私心导致的欲望也是一切犯罪现象产生的根源，几乎所有的贪婪、剥削、欺诈甚至残杀都源于此，战争就是其中最为极端的表现。因此，在经历私有制给社会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，许多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它的弊端有了清醒认识，相继提出一系列关于公有制社会的设想：如莫尔提出的“乌托邦”，培尼拉提出的“太阳城”，马克思提出的“共产社会”等等。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和佛教所说的净土有某种相似之处，当然，离净土的清净庄严还有很大距离。
虽然莫尔提出“乌托邦”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，其后，也不断有先哲智士为实现这一蓝图而努力，但迄今为止，共产主义社会还只能作为理想存在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具体实施。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的今天，这一理想显得尤其遥远而渺茫。可在佛教僧团里，这种公有制不仅曾经存在，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。在部分现代僧团，如中国的丛林中，多少也还保留着公有制的结构，尽管不是十分严格。
僧团所实施的公有制体现在以下三方面：
1. 出家是打破私有制
出家是相对在家而言。家，从狭义上说，是指某个家庭；从广义上说，是指世俗的生活方式。
人类对自我的执著表现在方方面面，我们求学、工作、成家立业，无非是为了吃好、穿好、住好，无非是为了个人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。人生就是在这种不断追求和占有中度过：占有感情，占有财富，占有地位，占有亲人……一旦占有之后，新的欲望很快就会产生，因为总有尚未实现的目标在等着我们。
我们从没有到有，却不会在拥有中得到真正满足，又将这个过程延伸到不断的横向比较之中，希望我的所有超过别人。在这样的观念下，就带来彼此之间的竞争。在现代社会，竞争已深入到各个领域。学生从在校读书就开始比成绩争名次，走上社会后，竞争就更趋激烈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拓展什么事业，都要在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。即使是在家庭中，至爱亲朋也会因利益纠纷争得鸡犬不宁。至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，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，就会由冲突上升至战争，使众多无辜的民众受到伤害。总之，人们在自我的支配下，对世俗的一切都充满占有，充满比较，充满竞争。 所以说，建立于我执和欲望之上的私有制，正是罪恶产生的基础。关于这一点，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指出：我执是人类一切烦恼的根源。由我执，进而产生贪心、嗔心，对我喜欢的就贪，对我讨厌的则嗔，并由贪心和嗔心的炽盛导致世间种种罪恶行径。佛教中，把人类的所有罪恶归纳为四种，即“杀、盗、淫、妄”。
由我执产生的贪心会导致这一系列犯罪现象的产生。我们会因贪心而杀生，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，为贪著美味而无视动物应有的生存权利。贪心的进一步发展，就会危及人类，当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我们希求的财富时，就导致谋财害命的现象。更进一步，为争夺土地，争夺资源，引发国家与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。贪心还带来了偷盗和抢劫，当我们贪著属于他人的东西而丧失理智时，偷盗行为就在所难免。贪心又会导致邪淫，无论是以非法暴力手段占有或不正当的婚外恋，都来自无法克制的贪心。至于贪心引起的妄语，更比比皆是，俗话说“无商不奸”，为什么不能诚实经商呢？无非是为了谋取更大的、不在正常利润之内的暴利。
以我执为基础所产生的嗔恨心，同样会导致类似的犯罪行为。在中国，“有仇必报”的狭隘观点反而成了侠士所为，甚至有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”之说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嗔恨的种子在一个人心中生长十年或者更久，对他的心灵会构成多么大的伤害。我曾请人们用两个字对武侠小说的内容作一归纳，结果都没能切中要害。我告诉他们，这两个字就是“爱”和“恨”。每部武侠小说都围绕着爱和恨，光是爱，看起来软绵绵地没味道；光是恨，一片刀光剑影，没有感情在里面纠缠一下，似乎也少了点什么。作者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，爱的时候，爱得死去活来；恨的时候，恨得势不两立。在武侠小说中，爱和恨虽然有所侧重的，但主题是恨：或是有仇必报的恨，或是由爱而生的恨，或是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恨……无论是哪种恨，都是嗔恨心在作怪，一切争斗也是在嗔恨心的支配下发生。
在家的生活就是以我执为基础，以私欲的满足和占有为基础。出家，就是要通过修行去除我执，摆脱对私欲的占有。首先是从生活上放弃世俗追求，在家时有妻儿、财富、地位，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。而出家必须发起出离心，以放弃对世间一切的占有为前提。不论曾经是乞丐还是国王，一旦出家，就意味着过去从此告一段落。佛陀出家前是将要继承王位的太子，但有感于世间生老病死的痛苦，毅然放弃富贵荣华，选择出家作为人生追求。当他夜半从宫中出逃时，只请随身侍从将原有衣物带给父母，从此披上袈裟，过着居无定所的乞食生涯。
但更关键的，是从内心深处去除我执。一个人放弃财富后，私心就没有了吗？内心深处就什么占有欲都没有了吗？事实上，放弃只是形式上的改变，而私心是无始以来的积累，是根深蒂固的。所以，出家后还要通过不断修行来舍弃内心深处的我执。修行的过程，就是克服自我、超越自我的过程，是从有我到达无我的过程。
这个过程要通过勤修戒定慧完成。戒是以戒律割离对世俗生活的占有和贪著，定是以禅定力量降伏自私和自私引起的烦恼。我执使我们整天妄想纷飞，整天在得失、荣辱、恩怨中转来转去，片刻不得安宁。学佛修行，就要把心安住在佛法上，安住在正念上，使心从自我执著中超越出来，获得自在和安详。
而菩萨道的修行则是在利他中完善人格。如果一个人整天只为自己考虑，烦恼就会越来越多，患得患失也会越来越严重。反之，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众生的利益，众生的幸福，没有自我掺杂其中，我执就会逐渐减少，由此而来的烦恼也就不治而愈。我们可以通过布施来克服悭贪，许多人对财产很执著，不但舍不得给父母妻儿使用，甚至舍不得给自己用，把钱存起来才觉得满足，布施正是对治吝啬的有效手段。我们还可以通过持戒来克服欲望，通过忍辱来克服嗔恨，通过精进来克服懈怠，通过禅定来克服散乱，通过智慧来克服烦恼。菩萨的修行，就是“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”，若能以此作为行为准则，就能逐步抵达无我的境界。
私有制是以我执为根本，若人人都能去除我执，私有制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。一个没有我执的人，是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的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：“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”菩萨道的修行，要由无我引发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，把自己和所有众生视为一体，不求回报地慈悲关爱。只要我执还存在，我们和众生之间就会有隔阂，哪怕是和自己的亲人，也觉得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无法真正融为一体。或许只有母亲对儿女的爱可以接近这个程度，但母爱往往是狭隘的，不能遍及一切众生。若能破除我执，没有作为主体的我，自然也就没有作为客体的众生，没有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私心杂念。因此，佛国净土是以无我为基础建立的，而僧团实行的公有制，则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施。
2. 僧团是共产社会
原始僧团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僧团不同。现代僧团，尤其是汉传地区的僧团，或要作为旅游景点接待游客，或要从事一定劳动，禅宗提倡的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，就要求僧团通过生产劳动来自给自足。而原始僧团不从事任何生产，一切财富都来自十方供养，寺院甚至连厨房都没有，出家人都以托钵乞食维生。有的日中一食，有的过午不食，生活非常简单。早期僧团是没有财富的，随着影响的增大，逐渐开始拥有一些财产，这些财产主要来自信徒供养，有饮食、衣物、住宅、医药等生活必需品，佛教中称为“四事供养”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些简单的日常用具。
僧团接受的供养分佛物、法物和僧物三类，必须严格遵照施主意愿分配使用。有些物品是供养佛陀的，就直接供养他老人家，佛陀入灭后则用于塑像、贴金、点灯；有些物品是用于传播佛法，如助印经书流通结缘，就属于法物供养；有些物品是用于供养僧团，属于十方僧人共有。因为丛林本身就属于十方僧人所有，而不是某个寺院的常住所有，更不属于个人所有。过去的出家人，大多过着行云流水般的生活，无论走到哪个寺院，就是那里的一份子，常住必须为他提供食宿，所谓“铁打的常住流水的僧”。
僧团的财产分为四种：
（1）“常住常住”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不动产，例如寺院的房产、土地等。每个人都有份，但不可以瓜分也不可以带走，只有在此居住的僧人才能享有。
（2）“十方常住”，属于十方僧人所有的财产，如衣服、粮食、用具等，十方僧人都可以享用。
（3）“现前现前”，是施主供养寺院、有指定目标的物品。比如今天有施主供斋，只供养柏林寺的常住僧，他方挂单的僧人就不能得供。这类供养属于现前现前，现前这些人才有权享受。
（4）“十方现前”，还是以供斋为例，施主在此之前没有具体限定，无论什么地方来的僧人都可接受供养。
现在的僧团可以发些单钱，“单”是指衣单，是添制衣单用的。我出家时，寺院每月发5元或10元单钱，现在要多些，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定。原始僧团是不发单钱的，戒律中有“不持银钱戒”，也就是说，出家人不能拥有金钱，当然也就不能接受施主供养的钱财。就目前情况而言，不持银钱就只能在特定场所生存。而在原始僧团却是完全可行的，因为僧人一切所需都由僧团统一分配，这种分配是平等、公开的。
现在的寺院，僧人去世后，会按照他生前遗嘱对其遗产进行分配。但在原始僧团是不能这样做的，因为一切属于僧团所有，任何人没有资格分配这些公有财产，包括它的使用者。如果某个僧人病了，需要他人长期照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僧团会考虑犒劳他一些东西，但决定权在于僧团，不是个人之间能自行解决的。
戒律中有一条“亡人物戒”，是关于亡人物品的处理方式。僧人去世后，他的遗物不能随便处置，而要举行相关的羯磨，生活在此范围内的所有人都要到场。若有人因故不能出席，必须事先请假，并说明自己对大众会议的所有决定表示赞同。然后才可以对亡人遗物进行分配。我以前住广化寺时，有个老和尚去世了，大家就把他的手表、衣服、水壶等十几样东西摆出来，通过抽签决定这些物品的归属。在原始僧团中，一切财物属于僧团共有，个人不能私自挪用或擅自分配，甚至遗物也不例外。
3. 僧人是无产者
根据戒律规定，出家人不能持有银钱。这个问题在第二次结集佛经时就曾讨论过，当时已有部分比丘开始接受金钱供养，一些长老觉察后表示抗议，认为这一行为不合佛陀教法。与会者分成两派，开放的一派表示能够接受，保守的一派则表示反对。第二次结集讨论的结果，是保守派取得胜利。
佛陀成道之初，出家人依“四依”生活。穿的是“粪扫衣”，就是别人丢弃的破旧衣服。印度人很迷信，认为生孩子或去坟地时所穿的衣服不吉利，必须丢弃，所以在当地很容易捡到这样的“粪扫衣”，然后洗洗干净就可穿在身上。住就更简单，印度是热带地区，不过是在树下或坐或卧而已。饮食则是托钵乞食，每天日中一食。生病时，就将别人煎煮的药物取来服用，好在当时的出家人道心坚固，禅定功夫深厚，一般也不容易生病。这就是戒律所规定的“四依”生活。
随着僧团不断发展，信徒越来越多，很多信徒看到自己的精神导师生活如此艰苦，就请求佛陀开许，允许他们供养出家人较好的衣物饮食。佛陀很慈悲，认为“四依”的生活毕竟不具备普遍意义，不是每个出家人能长期奉行的，就同意比丘们接受居士供养。有些比丘由于有修有证且口才出众，所得供养较多，出门云游时还要肩扛手提，带来诸多不便，也在客观上影响了自身修行。于是，佛陀就根据印度的气候，规定出家人只能有“三衣”和必需的生活用品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僧团可以非常富有，可以接受施主大量供养，可以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，但出家人所能拥有的个人财产却非常有限。戒律对出家人的生活日用有着严格限制，一旦超过标准就属于犯戒，不仅要上交僧团，还要对大众进行忏悔。
当然，佛教并不提倡一味苦行。佛世时，印度有很多外道崇尚苦行，为寻求解脱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，有些行为几乎近于自虐，或泡在水中，或单足站立，或像牛一样吃草，可谓无奇不有。佛陀悟道后，发现苦行并不能使修行者得到真正解脱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甚至是弊大于利。因此，佛陀倡导“中道”的修行原则，要求弟子们在生活上远离放纵欲望和自苦其身两种极端。
戒律虽是佛弟子的生活规范，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同样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。佛世时，有位富家弟子要求出家，虽然他宿有善根，但已习惯锦衣玉食，看到僧人的艰苦生活后就不想出家了。佛陀以慧眼观察此人善根已经成熟，便让阿难去皇宫借来很多宫廷用品让其享用。因为他对原有生活环境比较习惯，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安心，佛陀就先给他营造环境，再向他宣讲佛法，结果这位弟子很快证得阿罗汉果。从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出佛陀度人的方便善巧。
佛陀要求僧人奉行无产者的简单生活，是为了对治人性的弱点，并不是极端的禁欲和苦。凡夫最大的特点就是贪著，拥有越多就越贪著，而贪著会带来牵挂和烦恼，成为解脱的最大障碍。
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，原始僧团是典型的公有制团体。在现实社会中，公有制只能作为理想存在，而教界却身体力行地将其贯彻在具体生活中，这与出家制度及僧人的修行有关。世俗生活以私有为基础，在这种前提下，公有制的推广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。而出家是对世俗生活的放弃，由这样一群放弃私欲的人组成僧团，为实施公有制提供了基本保障。而佛法修行又以“无我”为指导，彻底铲除了私有制的根源。这就是公有制能够在教界存在并流传下来的原因所在。
二、平等
如果说公有制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，是因为它建构了一个没有等级差别、没有贫富不均的幸福乐园，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人人平等的可能性，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下，还是在权利和义务上，每个人都拥有均等的机会。
自从私有制出现以来，社会开始出现种种不平等现象，其中有宗教神权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。印度婆罗门教认为，人类是由大梵天创造——由大梵天的嘴巴、肩膀、肚脐和脚底分别创造出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罗四种姓，所以人类天生存在种姓差别。在当时的印度，婆罗门是至高无上的神职人员，刹帝利是管理国家的行政阶层，吠舍是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，首陀罗则处于社会的底层，连基本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，哪怕不小心碰到别人，都面临被处死的可能，其等级之森严由此可见一斑。
随着私有制的发展，社会逐渐分化为各个阶层，地位的悬殊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由等级制演变出的特权阶层将社会不平等现象推向极端。在封建专制下，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也正是这种无视人类平等权益的专制，因其对人性的粗暴践踏，使自身陷入深刻的危机中。
在西方启蒙运动中，就以“平等”作为重要政治理想之一。因为平等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启蒙思想家代表卢梭认为：当人类生活在最初的自然状态时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，没有奴役与被奴役，没有压迫和被压迫。只是因为私有制的出现，使一部分人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特权阶级，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平等权利才遭到破坏，而使社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：政治上的不平等、财富上的不平等、地位上的不平等，而这样的不平等正是对于人类天赋权利的蔑视。并进一步指出，人类应重建新的社会契约，以实现更高的社会权利的平等。
到今天，尽管人们对“在权利方面，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”这一信条已不再陌生，但真正的平等并没有象我们期待的那样如期到来。现代社会仍有着血统的差别、民族的差别、职业的差别，等等。只要这些差别还存在，平等充其量只是相对的、局部的。
那么，平等永远无法带着圣洁的光环来到人间吗？又或者，像启蒙思想家们所叹息的那样：“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，同时也是荒诞不经的事？”前面说过，原始僧团属于公有制，而公有制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实施。如果说公有制是平等的表现形式，那么平等就是公有制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在原始僧团中，平等又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呢？可从以下六方面展开说明。
1. 四姓出家同为释种
首先，佛陀创立的僧团没有种姓差别。《阿含经》说：“四河入海，同一咸味”。在两千多年前的印度，这一精神无疑是划时代的。无论身处什么社会阶层，一旦出家，原有种姓便不复存在，不存在因出身带来的阶级烙印，更不存在因贫富造成的地位悬殊。生活在僧团里的每个人，都是在同一起点开始，依“戒腊”（受戒年限）而长幼有序。
2.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僧团奉行的法律主要指戒律，佛陀在《遗教经》中告诫弟子们：戒律就是你们的老师，戒律就是你们的准则，戒律就是你们生活的规范。所以，受戒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手续。剃度出家，必须受沙弥戒，而要成为僧团正式成员，则需要受比丘戒。受了比丘戒，就取得比丘的资格；受了菩萨戒，就取得菩萨的资格。
在家居士也是同样，学佛首先应受“三皈”。三皈不仅是跨入佛门必须履行的仪式，也是佛弟子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：皈依佛，不皈依邪魔外道；皈依法，不皈依外道典籍；皈依僧，不皈依外道邪众，这都有戒的含义在里面。所谓戒，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如法遵循这三条规范，才能保有“皈依体”。除了三皈，在家居士还可进一步受持五戒、八戒乃至菩萨戒。
戒律的重点在于行持，而不是受戒的形式。所以，出家人受戒后还要学戒，每半月半月参加诵戒，当然最重要的是日常行持。无论修习什么法门，都必须依戒而行，即便佛陀本人也不例外。只是他老人家无须用心持戒，因为他的一切功德都已圆满，言行和心念无一不符合戒律规范。常人需有心持戒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禅定的保护，没有智慧的观照，持戒容易落于拘谨和被动，往往费很大工夫才能把戒持好。但随着修行的深入，妄想逐渐得到降服，持戒就会事半功倍。因为戒律已在长期磨合中与身心融为一体，即便不执著于戒相，也不会有破戒行为。
在现实社会中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口号虽已喊了很多年，但在具体实施中，总要打上那么一些折扣。而在僧团中，无论是刚出家的沙弥，还是有资历的长老，都要受到戒律约束，这一点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
3. 僧人平等享有各种权利
僧团是“六和”团体，其中有一条是“利合同均”——僧人可享有平等的利益。私有制所以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，原因就在于贫富不均带来的阶级差别，在多数纷争、矛盾和对立的背后，隐藏的无非是利益冲突。
佛陀建立的僧团是以解脱为目的，为避免由财富不均带来的不平等现象，避免在财富分配上可能出现的纠纷，佛陀规定出家人在财物享用上人人平等。但这种规定并不是绝对平均化，若寺院住房条件比较富余，可优先照顾上座、长老，但其余财物都为大众共有，任何人不可多吃多占。例如寺院开饭前要打板通知，就是为了告诉僧团中的每个人：现在是用餐时间。若不通知外来比丘参加，或者吃了不在你份内的食物，都属于犯戒。再如寺院分发物品时，也必须每个僧人到场，如果剥夺他人得到这份物品的权利，也是不如法的。
在僧团内，平等还表现在每个僧人都有权参与处理各种事务。诵戒等活动都应事先打板，通知所有僧人参加，因故不能参加者需事先请假，并表明对一切决定没有异议。如果不是全体僧人到会，僧团所做的决定就不能成立，更不能实施。在表决过程中，每个僧人对会议所做的决定都有否决权，全体默然便表示通过，只要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，决定就不能通过。为防止有人利用这一权利故意捣乱，僧团也有一些相应的制裁方式。而且，必须是如法清净、没有犯戒的僧人才可参加大会并行使否决权。一个僧人在僧团里可享受35种权利，包括讲法、与居士交往、接受供养、参加会议、否决等，根据犯戒程度不同，被剥夺的权利也不等。
4. 人天生平等，果报行为却有差别
在现实中，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：出身不同，外貌、天资、机遇也因人而异，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差异更是不可避免。那么，佛教所说的人人平等的依据何在呢？这主要是就因缘、因果的规律而言。
人生离不开因果的发展规律，而因果又要贯穿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分析。有情生命所呈现的不平等现象，并不是神灵安排，而是由于我们过去生造作的业力所催化。但现有处境并不是固定的，帝王不会永远是帝王，乞丐也不会永远是乞丐，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。
佛法告诉我们：生命是无常的，无常使世间时刻处于变化中，而命运之舵就掌握在我们手中。我们希望未来幸福，现在就应奉行五戒十善；我们希望未来富有，现在就应布施种福田；我们希望未来长寿，现在就应关爱有情生命。所以，结果虽然千差万别，但在因缘、因果的规律上是平等的——如是因，得如是果。换言之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均等的，关键在于自己努力。
5. 人人皆有佛性
世上虽有种族的不同，有宗教信仰的不同，有性别及职业的不同，可每个人内在的佛性却是同样的，这是根本意义上的平等。六祖惠能大师说：“人有南北，佛性没有南北。”人类只有生存状态的差别，却不存在佛性上的差别。
《涅槃经》传入之初，由于翻译不够完整，既提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又说到没有善根、无恶不作的一阐提人不能成佛。道生法师根据《涅槃经》的总体思想，认为一阐提人也能成佛，他的主张遭到僧众的一致排斥，以至被摈出僧团。道生法师无法使人们接受他的观点，只得南下苏州，在虎丘对着一堆石头讲法，并请它们印证。结果石头在听法后向法师频频点头，留下“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”的千古佳话。直到《涅槃经》完整翻译过来后，道生法师的观点才在经典中找到依据：众生无论善恶皆有佛性。
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、皆能成佛的思想，在禅宗思想中得到很好的反映。《六祖坛经》说：“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悟此心，直了成佛。”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具有菩提佛性，只要能够直下承担，能够明心见性，当下与佛无别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佛和众生也是平等的。在我们眼中，佛和众生之间无异天壤之别。佛陀是完美而至高无上的，我等凡夫万分不及一，如何能望其项背？须知，我们的言行心念固然无法和佛陀相比，但本自具足的佛性却是平等无别的，这也是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成道时所悟出“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”。那么，佛和众生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呢？《坛经》告诉我们：“前念迷即众生，后念悟即佛。”如果我们迷失佛性，就只是凡夫众生。一旦佛性得以觉醒，与佛菩萨就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平常所说的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也是基于同一原理。只要我们能放下执著、烦恼和妄想，佛性当下可以显现。
佛法的平等观不仅内涵深刻，更遍及一切众生。佛和众生是平等的，善人与恶人是平等的，人和动物也是平等的。即便是卑微如蝼蚁，它所具有的佛性，在本质上看，与诸佛菩萨也是平等的。这和其他宗教有着根本区别。在其他宗教中，人和造物主之间永远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，隔着拯救者与被拯救者不可更改的关系。而佛教认为，佛性是平等的，在成佛权利上也是平等的，这才是究竟意义上的平等。
6. 法性平等
虽然世间万物呈现着种种差别，有美丑、善恶之别，有先进与落后、野蛮与文明之别，但在这些现象背后，平等依旧无所不在。有人请教庄子：道在何处？庄子答：道在蝼蚁，道在瓦砾，道在屎尿。在一般人的概念中，道是神秘而超然的，是不可言说也不可了知的，事实上，道却无所不在。在差别的事相背后，隐藏着共同的本质。
佛法认为，一切法有自相和共相之分。共相就是诸法共有的特征，而共相揭示的规律是平等的。事物虽有千差万别的表象，却以无常为共有特征，也就是佛法所说的“诸行无常”。无常使所有事物在法性上处于平等地位，不论是自然或人文的，也不论内在身心或外在世界，都要受到无常规律的支配。一切现象不仅是无常的，也是无我的。无我，是指任何事物没有独存性和不变性，一切存在都来自于条件组合，都是相互依赖的，没有孤立不变的事物。
西方哲学家所渲染的自然状态下的平等，只有在原始社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过。事实上，谁也不愿为了那样的平等回到过去。而佛法所说的，则是更高意义上的平等，不仅指出人在社会状态下是平等的，同时还指出了不平等现象中包含的平等，也就是因果规律下的平等，佛性和法性上的平等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。
三、民主
民主即主权在于人民，而不是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。这一体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，是针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对人类天赋权利的剥夺而提出。
宗教神权将神与人的关系定义为主仆，人类拥有的一切都是由神的意志所决定。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，赐给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赐给他们童话般美好的伊甸园，却不赋予他们最为重要的智慧。人类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制造，但浑沌未开，充其量也只是上帝的玩偶而已。在擅自偷吃禁果后，他们便被逐出乐园，在人间耕耘劳作。这是人类因犯下原罪而受的惩罚，若想获得最终拯救，就必须顺从上帝旨意。这也是其它宗教的普遍思想。在《古兰经》中，真主是唯一的至尊：“看看真主慈悯的痕迹吧！他使土地在死后复活，他能使死者复活，他的权利大于一切。”有高高在上的神灵作为依祜，人类虽然获得某种宗教上的承诺，但一切都要服从于神的旨意，失却了自由的追求，失却了独立的意志。所以说，在宗教神权统治下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。
与神权对民主的否定相似，封建王权同样无视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望。所不同的是，后者采取的手段更专横、更暴戾。帝王将自己的权利视为上天的赐予，所谓“奉天承命”。在古代，皇帝被称为君主、圣上，是国家唯一的主人，其意旨具有绝对权威，甚至可任意操纵所有臣民的生死——“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。在封建专制下，一切权利都集中在当权者手中，法律的作用几乎等于是零，正如法国路易十四宣称的那样：“朕就是国家，朕就是法律”。
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，封建专制日益陷入危机。由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反封建运动，针对神权及君主制的弊端，提出“主权在民”的口号。认为人民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，君主的权利不是神授，而是人民给予的。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，而是人民选举的管理者。所以，总统是通过公民选举而产生，不是任何人可以委任，也不是代代相传的。此外，立法权属于人民也是关键，法律由人民来制定，是公众意志的体现。而属于人民的这种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不能转让也不能加以限制。这是西方人本思想的几个基本特征。
佛教自创立以来，始终将民主作风落实在僧团管理中。我们来看看，佛教的民主是怎样的呢？
1. 僧团是个无政府机构
西方民主体制的核心是“三权分立”，立法权、司法权和行政机构是分开的，这样，彼此之间可以有效地相互制约。而原始僧团只有相当于立法和司法的部门，没有行使职权的行政机构，因为行政机构很容易演变成特层阶级。纵观近代历史发展，无论民主如何普及，作为当权派的行政机构，总会或多或少地利用特权谋取私利，导致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，影响民主的顺利实施。
佛教僧团的结构比较简单，既不从事具体生产，又没有组织严密的社会分工，也就不需要相应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。戒律中，不仅有个人的行为规范，还有130多种处理事务的羯磨有，几乎囊括僧团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。
虽然原始僧团没有行使管理职责的机构，但很重视年长有德的上座，由他们作为大众的精神领袖。
2. 佛陀制戒
立法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环节。僧团所遵循的戒律又是如何制定的呢？戒律不是在僧团成立之初就有的，因为当时的出家人发心单纯、修道精进，几乎没有不如法的行为。所以，佛陀建立僧团的最初几年，并没有制定戒律，弟子们只是依据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义，是诸佛教”的教诫生活。
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相应的历史背景，戒律也不例外。佛陀制定的第一条戒，是关于淫欲的问题。当时有位家庭富有的比丘，母亲希望他留个孩子以便继承财产，根据印度规定，财产无人继承就要上缴国家，在母亲的一再恳求下，这位比丘就与前妻发生了性关系。此后，他心里负担很重，回到僧团后，就这个问题请教佛陀。佛陀批评了那位比丘，并因此制定第一条戒律：比丘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发生性行为。比丘戒共有250条，每一条都是针对僧团出现的问题或某个比丘所犯过错制定。所以，佛教戒律不属于成文法，而是在形形色色的案例中总结出来，是切实可行的生活准则。
佛陀制戒的方式也是非常民主的，不同于其它宗教的戒律，是来自上帝或真主的旨意。佛陀每制定一条戒律，都要把全体比丘召集在一起才宣布，并取得僧团所有成员的认可。同时，每条戒的制定并不是一次性完成，而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过不断调整，才逐步完善的。
佛陀入灭后，僧团对戒律进行了两次结集。结集方式也本着一贯的民主作风，所有内容都是经大众审定通过才流传于世。第一次结集由五百阿罗汉参加，将佛陀四十九年中宣讲的佛法和戒律以文字记录下来，其中，戒律部分由持律第一的优婆离尊者诵出，经全体与会者一致认可才确定下来。第二次结集，主要是因为东西方比丘对戒律中十个问题产生异议，于是再次讨论结集。可见，制戒本身就是非常民主的行为。
3. 僧团的主权在僧伽
在佛陀建立的僧团中，始终奉行着民主作风，僧团大小事务的处理权在于大众，而不是集中在部分人手中。每个僧人都有参与僧团事务的权利，可对僧团所作表示赞同或否决。
在汉地寺院中，维那师主要负责诵经时起腔或在法会中领唱，而在原始僧团中，维那原本是执事的意思，是处理僧团日常事务的执事僧。当僧团需要通过某个决定时，就由维那师负责将大家召集起来，经表决评选出主持僧。但决定事务的权利并不在主持僧，主持僧只负责对大众表决的结果进行宣布，而同意或否定的权利则在全体与会者手中，即使只有一人表示反对，僧团所做的决定就不能成立，充分表现了佛教僧团对每位成员的重视和尊重。
4. 羯磨会议
前面多次提到羯磨会议，这是僧团团体生活的重要部分，也是民主权利的具体实施。羯磨由以下四方面组成：
（1）人：有些会议必须所有人参加，有些会议只需部分人参加即可，主要根据处理事务的性质而定。若仅是某位比丘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，可在小范围内解决。凡是关系到僧团集体利益的事，必须由大众参加，参照所有人的意见决定处理方式。
（2）法：羯磨法共有134种，根据僧团中出现的不同情况，及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，采用相关的羯磨法处理。
（3）事：开会的目的和所要解决的事情必须明确。
（4）处：有大界、小界等，什么事情在什么处所进行，都有一定之规。
5. 做自己的主人
今天，民主似乎已不再是理想和口号，而是我们可以充分享用的现实。但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：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吗？从大处说，我们不想死却不得不面对死亡；从小处说，我们不想烦恼时也无法让自己不再烦恼。我们的确拥有了各种社会权利，但面对自己时依旧无能为力。修行的意义，正是在于做自己的主人，做生命的主人。
他力宗教是仰赖神灵拯救而获得解脱，一切行为需要服从神的旨意和教诲，也就是将自己的主权交付于神。而佛教修行是提倡自力的，能否通过修行获得解脱，决定权并非掌握在佛陀手中，而要靠自身努力。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依靠别人帮助。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无法请人代劳的，我们不能请人替我们吃饭、替我们生病、替我们心情不好，人生旅程只有自己去走，修行解脱也只有自己完成。
除了“自依止”，还需要“法依止”，沿着佛陀指明的方向前进。众生由无明覆蔽，在认识上存在许多误区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无知才误入岐途，比如各种邪教的信徒，他们最初发心也是为了寻求解脱，为了找到生命归宿，只是因为无法辨别善恶正邪，结果走上邪路而不自知。
我们作不了主的原因有内外两方面。内在原因就是自身烦恼，外在原因则是周围环境，包括物质、地位、名利等各种诱惑。我们追求什么，什么就会成为主宰我们的力量。所以，学佛首先要从认识自己开始，从外在环境和内在不良情绪中摆脱出来，进而成为自己的主人。一个真正获得解脱的人，一个能够自己做主的人，即使生活在不民主的社会中，同样可以保有自身独立，可以驾驭自我人生。就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佛教宣扬的民主，比西方人本思想提倡的民主具有更深刻的内涵。
四、法治
法治主要是针对人治而言。封建专制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治，以帝王的意志为一切。这样，个人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兴衰。当贤明君主在位时，就会出现太平盛世的和乐景象，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和“贞观之治”，都和统治者的开明有着莫大关系。反之，如果帝王荒淫无道，就会给人民带来极大伤害，几乎每一个民不聊生的饥馑年代，每一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都是与暴君及暴政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说，人治是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。因为人是变化的，就像那些农民起义军领袖，最初也是出于“均贫富、等贵贱”的理想才揭竿而起，可一旦掌握权位，往往会迅速变质。过去所反对的东西也开始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，结果又被别人所反对。开明的君主会变得昏庸，贤良的帝王会变得暴戾，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可见，把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是不可靠的。
帝王所以会为所欲为，就是因为没有法律制约，没有人民监督。而良好的社会制度却有相对的稳定性，无论当权者是谁，都要按照法律履行职责，否则就会失去行驶权力的机会。在很多西方国家，虽然总统频繁更换，但社会运转仍可保持基本稳定，原因就在于法治的一贯性。任何一届总统都不能完全按照个人意愿行事，不能违背基本国策。所以说，良好的社会制度，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保障。
佛教僧团虽将释迦牟尼佛奉为教主，但管理方式却不是专横的人治，而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治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1. 佛教僧团是法治的
佛陀将要入灭前，僧团中一些长老曾向佛陀请示接班人的问题。素有野心的提婆达多也希望佛陀将领导权交付于他，佛陀的回答是：“你这个愚痴人，已被名利诱惑得失去理智，我没有让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些大德来领导僧团，何况你这样没有智慧的人？”佛陀圆寂后，没有指定任何人作为僧团领袖，有的只是法的相传和继承。
僧团没有行政领袖，所有僧众都是依法修行，在教理学习上也是同样。学习经教应遵循“四依四不依”的法则，即依法不依人、依义不依语、依智不依识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虽然学佛需要亲近善知识，在善知识指引下听闻正法、如理作义，但只有依法修行才能真正获得解脱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他只是法的发现者和实践者，而不是法的创造者。佛陀作为人天导师的权威，就是来自他对法的证悟。所以佛陀从不要求弟子盲目服从自己，而是要求他们以戒律为师。就个人修行来说是如此，就僧团管理来说也是同样，一切都是在戒律指导下进行。
2. 受戒
要想成为僧团的一分子，首先要受戒，这样才能取得作为僧人的合法资格。受戒需要通过羯磨会议，取得僧团认可。僧团是和合清净的团体，这就需要经过必要的筛选，如问遮难（十三难十六遮），也要具备相应的条件，如三师七证。此外，羯磨仪式必须完整。通过如法的仪规，戒子才能得到戒体。
取得僧人资格后，还要进一步持戒，将戒落实到具体实践中，从而净化心灵、完善人格。如果说受戒是身份的确立，那么持戒才是身份的完成。只有如法受持沙弥和比丘所应遵循的戒条，才是合格的沙弥，合格的比丘，才是僧团真正的公民，才能在僧团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待遇。如果不能清净持戒，很多权利都会被剥夺，这在律中也有明确规定。
3. 五年学戒，不离依止
在中国，公民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，多数人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后，才想到寻求法律保护。除此而外，法律在生活中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点缀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把学习法律纳入基础教育中。如果人人有机会学习法律，由不懂法律造成的犯罪现象也可大大减少。
在这一点上，僧团始终是把学戒视为僧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僧人出家后，必须“五年学戒、不离依止”，要以五年时间依止戒和尚身边，不能擅自离开。在原始僧团里，戒律就是一种生活规范，生活在那样的团体，对戒律不过一年就可从了解到熟悉。之所以要以五年时间学戒，关键在于培养僧格。出家之初，虽然形象有所改变，但在世间沾染的不良习性很难完全去除。因为习气来自无始以来的积累，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就必须长时间生活在师长身边，并以他为榜样，时时对照自己的行为，检查自己的心念，真正成长为合格的僧伽。
对僧人来说，如果没有经历五年学戒，甚至没有资格学习经论，因为大道理懂得多了，反而会对基础的戒律不重视。而佛法修行是以戒律为基础——依戒生定，由定发慧。如果没有通达戒律，没有戒律作为修行保障，不仅会影响当下的生活，更会影响最终的解脱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没有戒律作为统一的尺度，各人自行其是，也不利于整个僧团的安定团结。
4. 半月诵戒
对出家人来说，“五年学戒”仅仅是受戒后的集中训练。此外，学戒还是每个僧人长期的修学项目。所以，佛制比丘每半月半月诵戒，以此强化戒律意识，达到忏悔业障、改造身心、完善人格的目的。社会上的人每天忙忙碌碌，没时间静下来观照内心，这使得我们常常被五欲尘劳蒙蔽而不自知。佛法修行不仅立足于身解脱，更强调心解脱，要求修行者时刻保持心行的清净、醒觉，诵戒的目的也在于此。
半月半月诵戒，也叫“布萨”，是僧团重要活动之一，每个僧人必须参加。诵戒时，由诵戒人把戒律所有条文从头至尾诵读一遍，每念诵一项即问“四众清净否？”就是问大家在这半月内有没有犯戒？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就自己站出来发露忏悔。若有人覆藏、隐瞒自己的犯戒行为，其他人应本着慈悲心指出他的过错。所提出的批评必须是有根据的，因为戒律相当于法律，要符合“见、闻、疑”三项原则，即亲自看到、听到或有迹象表明某人确有犯戒行为。如果意见属实，犯戒者应向大家忏悔。
诵戒的目的，并不在于诵戒本身，而是由此检查自身行为，对其中不如法的部分及时忏悔，并运用集体力量帮助每个人改正过失。通过如法的忏悔，不但过失可以得到弥补，由犯戒带来的心理负担也会卸除。与社会上的法制手段相比较，布萨更注重自我反省，形式也更为温和。所以说，布萨是具有佛教特色的法治手段，是僧伽的自新大会。
5. 依清净律仪决定在僧团的资格地位
从理论上讲，僧团内部人人平等，但这种平等指的是权利上的平等。作为一个庞大的团体，在组织形式上必须有相应的秩序。在佛教僧团内，僧人根据戒腊长短而长幼有序，分为上座、中座和下座。戒腊高的有德僧人，能够得到大家特别的敬重。
戒腊不仅是依受戒年限计算，也要根据持戒情况来看。只有在一年中持戒清净、如法忏悔，才可有一腊的纪录。每年的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期间，僧众要在固定处所安居静修，为“结夏安居”。安居结束前，要进行“自恣”，对自己一年来的行为进行总结，虽然每半月半月有一次诵戒，但有些过错可能还未忏悔清净，应在此时进行总忏悔。如果自我批评不够深入，僧众间还可以就某些不如法行为相互指出，运用大众和法治的力量进行忏罪。经过安居和自恣，就可以“受岁”，增加一个戒腊。戒腊长短是僧人身份的重要体现，僧人在集体活动中的座次、待遇都是根据戒腊进行分配的。
6. 根据戒律处理僧团事务
和法律在社会所起的作用相当，戒律也是僧团最权威的评判标准。当僧众因不同意见而无法统一时，戒律就是消除矛盾和避免分裂的有力措施。
佛教戒律由自行和共行两部分组成，自行部分包括沙弥戒、比丘戒和菩萨戒，共行则是布萨、安居等集体活动。无论对个体修行，还是团体生活，戒律都是最高的准则。佛教僧团是依律摄僧，是典型的法治管理，从德高望重的上座到新出家的沙弥，所有成员都要依照戒律生活，无一例外。
法律既是人人平等的标志，也是人人平等的保障。因而，遵守法律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做一个守法的公民，既要保护自己，也不能伤害他人。而佛教戒律的作用不止于此，持戒可以使我们远离五欲尘劳，远离烦恼杂染，使内心保有宁静的状态；持戒还可以使我们远离人我事非，远离各种恶业，使行为如法如律；持戒又可以净化僧团整体素质，在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尊严；持戒更可以保障僧团内部团结，使每个僧人都能安心办道。
佛陀制戒的根本正目的，是为了正法久住。作为住持佛法的三宝之一，僧人形象直接关系到佛法的兴衰存亡。因而，佛陀要求弟子们在他灭度后以戒为师，依戒行事，从而保障僧团的纯净，保障佛教的健康发展。
五、自由
自由是人类数千年始终不渝的理想和追求。通常，自由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：一是自由意志，即人类有能力选择并决定自身行为，而不是像神教或宿命论者认为的那样，一切都来自神灵和天命的安排；二是自由权，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，任何人无权剥夺；三是自制自律的能力，也就是说，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自由驾驭自己的行为。
自由是相对不自由而言。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，很多人都无法享有基本的人身自由，即便是权倾一时的文臣武将，也随时可能因触犯帝王而被革职、流放乃至丧命。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百姓，生命安全更没有丝毫保障。与专制统治相辅相成的宗教神权，也利用自身影响推行宗教蒙昧主义：上帝造人之初，是赋予人类自由意志的，但在亚当、夏娃犯下原罪后，就已失去这一权利，所以人类是没有自由意志的，一切必须仰赖神灵的恩典和救赎。在中世纪，一切都要为信仰服务，甚至学术研究也不例外，凡与宗教教义违背的观点，都会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与迫害。在封建专制和神权的双重压迫下，多数人都成了失去自由的奴隶。
针对这些现象，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新的自由观。首先，自由是人类天赋的权利，除了基本的人身自由，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和社会自由，如财产自由、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选举自由等。其次，自由必须受到法律约束，因为法律是公众意志的体现，也是自由的有力保障。如果没有法律进行制约，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，人民也无法享有基本权益。所以，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，而是建立在法律的前提下。
在僧团中，自由又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呢？自由在佛教中的概念叫做自在，即自由自在。
1. 僧团是追求自由的团体
谁是我们这个世界最自由的人？就是佛陀。他由彻底断除烦恼而得大自在，他所领导的僧团，则是追求自由的团体。
卢梭曾经说过：“人天生是自由的，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这和佛法关于自由的观念有某种相似之处。佛法认为，命运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创造人生，因而人类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。但是，真正的自由并非人人可以享受。如果我们是自由的，也就没有追求的必要。在生活中，除了社会观念、习俗带来的束缚外，内心深处的种种烦恼更是难以挣脱的枷锁。与生俱来的无明使我们不自由，对名利地位的贪心使我们不自由，对各种违缘的嗔心使我们不自由。只要我们还在烦恼的状态下，即使拥有再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，依旧无法获得更为重要的精神自由。
人类对欲望的执著是我们无法获得自由的关键之一。在生活中，欲望带来的牵挂无所不在，包括利益、家庭、人际关系等，把我们心中的每个角落填得满满的。当欲望占领我们的心灵时，行为和意志必然处于它的支配下，哪里还有自由可言？古德云：“无欲则刚。”只有摆脱欲望带来的束缚，我们才能没有负担地追求自由。
除执著欲望外，业力也是获得自由人生的障碍。从个体来说，业力使某些人生来六根不全，也使某些人一生穷困潦倒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，自由就更是奢望。从整体来说，业力使我们生存在不自由的社会环境里，如文革的十年浩劫，既是错误的政治决策使然，也是我们的共业使然，在那样的时代中，每个人的自由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冲击。
另外，不良习惯也是影响自由的因素。串习来自生活中的长期积累，它所形成的惯性力量，往往会超过理智的约束。很多人也有心向善，但习气使得他们缺乏应有的自控力；很多人也不希望痛苦，但习气使他们缺乏摆脱痛苦的决心。当意志战胜不了串习时，人们只能身不由己地被烦恼所转。所以说，人的意志既是自由的，又是不自由的。这种不自由，纯粹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。
学佛修行，就是要战胜这种束缚我们的力量，要与烦恼和串习作坚决斗争。通过戒、定、慧的修习，由约束行为而降服烦恼，进而斩断痛苦之源。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自由的人，成为自己的主人。佛法提倡的解脱自在，意义正在于此。
2. 从简化的管理体制中得到自由
在社会中，事业单位有复杂的行政机构，企业集团有严密的管理制度，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巨型机器，其间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它的运作规律，这固然保障了社会安定，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许多自由。尤其是从事重要职务的领导，从表面看，权力越大越自由，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随着权力的增加，所受限制也会相应增多，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所以说，获得名利地位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这个代价不仅包括努力拼搏，也包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。
僧团的管理体制非常简单，没有任何复杂的行政和人事关系。僧团属于十方共有，因而，每个出家人的行动都非常自由，不必受档案和户口的牵制。这种统一而简单的管理体制，给僧人带来充分的自主权。除了僧人所应遵循的戒律之外，僧团对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制约。也许有人会问：戒律本身不就是一种制约吗？我们要知道，受持戒律的目的，是为了解脱，为了获得更纯粹的心灵自由。正如法律对公民自由所起的保障一样，遵守戒律也是获得自由的必要前提。
3. 从淡泊物质中得到自由
我们对生活的要求，会直接影响到生存方式。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，人类的基本生存应当很容易解决。问题是，多数人并不满足于淡泊的生活，终其一生，都在为不断升级的欲望而忙碌。却不曾想到，拥有得越多，束缚也就越多，甚至无法享有正常人的生活。有了产业之后，每天要为扩张和发展操劳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香。一个人能吃多少、用多少？钱到了一定程度，它的增长只不过是数字的变化。很多人觉得任意挥霍是身价的体现，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。奢侈的不良习惯一旦养成，就只能服从于它的要求，为维持消费水准而操劳。
因此，佛陀一再告诫弟子们，要奉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原则。只有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，心灵才不会被它奴役，转而关注深层的精神需求。没有产业，便没有任何负担，没有任何牵挂，走到那里，都不用担心财产安全，不用担心股票下跌。佛弟子中不乏出身贵族的比丘，其中有一位王子，出家后欢喜踊跃。他向佛陀说：以前在宫中，整天被人们保护，走到哪里都是一堆人，还有繁琐的行政事务，表面看着风光，实际却很苦、很累。出家后一无所有，每天都过得无比轻松，所以情不自禁地想要表达这种快乐。
就我个人来说也是这样，出家这么多年，从没有为生活操过心，也不必做任何一件违背意愿的事。二十多年来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弘法，都是自己喜欢做的，享有充分自由。虽然有时也很忙，但这种忙是一种自由的忙，想忙就忙，不想忙也没有无法脱身的事纠缠着。所以说，出家人的生活虽然简单，但正是这种简单，使我们摆脱了物质束缚，拥有更为自由的生活状态。
4. 从简单的人我关系中得到自由
中国的人家庭观念特别强，家文化制造了太多的人口，也使人际关系变得极为复杂。有了家庭，就有了牵挂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古训，使人们无法享受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自在；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传统观念，又使人们必须承担起养育后代的使命。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就这样困在负不完的家庭责任中，无奈地蹉跎一生。
出家是对世俗生活的舍弃，没有家，自然也不存在家庭带来的不自由。除此而外，出家人的社会关系也异常简单。戒律规定，出家人不可在同一地点居住超过三个月。原因就在于，在一个地方住久之后，不知不觉会对那里产生贪著。贪著后就舍不得离开，走到哪里都会牵挂，就像远方游子牵挂家乡一样，这就无法保有超然的心态。另一个原因是，长居一处，会形成很多人际关系，对周围人难免有亲疏之分，这也是不利于修行的。所以说，僧人要从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得到自由。
5. 从解除困惑中得到自由
无明是人类的一切烦恼的根源。由于无明，带来种种认识上的困惑，我们不知道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？不知道命运的发展，不知道生存的价值。这些迷茫，使人生缺乏正确方向，也使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。
学佛，就是要解除认识上的困惑，依佛法智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唯有摆脱无明带来的烦恼困惑，我们才能得到内心的自由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
总之，佛法提倡的自由不仅是在社会层面，更深入到生命内在，这才是彻底、究竟的自由。
以上所讲的五个方面，主要以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平等、民主、法治、自由和佛法的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行对照。有不少人觉得，时代发展了，社会变化了，流传两千多年的戒律早已不合时宜。但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，僧团的管理体制虽然古老，但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意义，它不但和当代的民主思想相吻合，还可以弥补它们的不足。
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，科学在不断进步，但佛法不会过时。因为这是佛陀针对人性的弱点所说，针对烦恼的解脱所说，这些都是各个时代共同的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