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台湾参访各道场的发言——

济群法师

  1999年,济群法师应邀前往台湾参加“两岸禅学教育研讨会”。会议期间,在东道主的安排下走访了各地的重要道场,并对台湾弘法事业的开展进行了考察。在相互的座谈交流中,法师就各道场事业发展的侧重点作了有针对性的发言。

僧伽教育的检讨

——福严佛学院座谈会发言

  谈到修行的问题,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修行,狭义的修行是指形式上的修行,广义的修行是指生活上的修行。惠空法师刚才所提到的,是属于形式上的修行,就是坐禅、念佛、拜忏等等,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,以此来达到佛法所说的修行目的。生活上的修行则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、语默动静之中进行,即禅宗所说的“平常心”。事实上,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,也就是说,要能够在生活时刻保持一种修行的状态。像印顺导师、古代玄奘大师,在佛法的知见和义解认知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,他们的修行程度就不能用我们所认知的,坐禅多少时间之类的方式去衡量。
  能进法师谈到宗教热诚的问题,就我几次来到台湾的认知,台湾的宗教热诚确实非常高。我开玩笑说,“弘法都带有竞争性的”,这其中,知见的正确与否相当关键。对于佛学院的教育来说,学生在佛学知识上掌握了多少並不特别重要,更重要的是正确知见的建立,此外,就是使命感的建立,这就包括宗教热诚的问题。当然,对宗教的热诚必须以信仰为基础,没有信仰就没有热诚。看到古德们为法忘躯、捨身,这样的热诚对我们来讲真是太重要了。所以使命感的培养在佛学院的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
  至于僧格的问题,也有必要引起重视。过去的出家众必须五年学戒,但在当时的僧团生活中,戒律就是生活,生活就是戒律。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戒律的范围里,如原始佛教的僧团,戒就是生活之中的事,很快就可以掌握。那为什么还要特别学戒?主要是为了僧格的培养,从一个世俗人变成一个如法的僧人,需要五年的时间来慢慢培养,所以不能离开师父的身边,出去一定要请假。但是现在有很多师父自己不精通戒律,不知该如何教导徒弟,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佛学院的身上。合格的僧伽,就要有僧格,要以健全的僧格为基础;有健全的僧格必然就有热诚,而如果没有正见,光有热诚,也是很糟糕的事。所以在教育方面,知见、使命、僧格这三个部份都非常重要。 

佛教传统义解与现代学术之融合

——华梵大学座谈会发言

  现在,佛教界从各个佛学院开始,慢慢趋向佛学的学术研究。现在学术研究所采用的方法,基本上是欧美、日本的。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,即佛陀说教的原则,这个原则就是“契理”和“契机”。长期以来,根据我个人对学术界的接触,发现很多学者在研究佛学或者研究其他各种学问的过程中,非常重视学术上的个人创见,倘若个人有创造性的观点,与别人看法不一样,就足以显示出个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。但如此一来,往往忽略契理这一方面,而未注意所研究的问题,其结论是否契合事实。所谓的学术,它的意义是为了求真,但在追求独特的见解时,有时却忽略了求真。所以我们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运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同时,应注意“契理”这一根本,这是第一点。
  第二点,就是现代所谓的“学术研究规范”,如刚才提到的欧美、日本近百年所采用的方法。方法的本身是一种工具,譬如说,古代所采用的学术研究工具和方法就有很多,例如中国古代大德的表达方式,而西方那些大哲学家,如柏拉图、黑格尔等等,也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。就是说,所谓的“现代学术的规范”,并非唯一的、最好的表达方式,方法可以有很多种。现代很多学者在做研究时,往往就只有这一套“学术史的回顾”:“我要解决什么问题”、“已解决什么问题”、“还有什么没有研究的”。我认为这样的方法仅仅是人类思想研究方法中的一种,但绝非唯一的。过去有很多大思想家,他们也没有依照这一套规范来治学。如隋唐时期的八大宗派祖师,乃至西方的大哲学家,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无量的智慧,但并没有运用这些规范,也不会因为没有这些规范而失去思想上的价值。所以,我们不能把学术规范当作衡量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。
  第三点,将研究纯粹地学术化,往往会把学术和实用性脱离,即学术归学术,不重视它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。其实,佛学的研究应重视佛学在当今社会的作用,即它所担负的净化社会、净化人心的使命。佛陀在《箭喻经》里,就非常重视佛法的这种现实作用。佛陀说法是非常注重其实用性的,现今社会存在太多的问题,如道德问题、人类烦恼的问题等,这些问题佛法都有能力来解决,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。在今天,我们固然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,对佛教传统有所继承,固然要对很多佛教文献进行和研究,但这些工作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,所谓目的,就是要重视它在现实社会的意义和作用。

僧伽禅修教育之未来展望

——中台禅寺座谈会发言

  我认为,禅与教即使在宗下也是不该对立的。从达摩祖师传来禅宗,就提出“藉教悟宗”,早期的《楞伽》到后来的《楞严经》、《圆觉经》,乃至《般若经》,都是禅宗重要的典籍。那么,我们为什么说禅宗是“教外别传”?根据我的理解,主要是宗门和教下在修行上都有其独到的方式。教下有很明确的次第,就是有亲近善知识、听闻正法、闻思修、戒定慧的系统。而禅宗不太讲究这些,唐代的大禅师们,譬如德山棒、临济喝、赵州茶、云门饼等,皆有非常独到的方式和风格,有别于教下的次第。发展到后期的禅宗,就以参话头将戒定慧融入一句话头来解决,这些都只是方法上的不同。
  但就禅宗跟教的关系来说,即使是祖师禅也有相通的地方,就是见地相通。禅宗讲到“不贵汝行履,只贵汝知见”,行是根据个人的根器而定,但知见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唐代很多禅师不重视教理的学习?我想跟当时大善知识辈出有关系,如果能得到大善知识的指导,虽没有“教”,但大善知识的一举一动就是教,就可能直接契入。在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大善知识的情况下,假如没有教理,如同“盲人骑瞎马,夜半临深池”,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认为,禅宗和教下从一开始就没有矛盾,只是在入手处修行方法有差异,在知见上是一样的,就像禅宗开悟、教下的见道,是有相似之处的。
  惠空法师提出的几个问题,像禅定跟禅宗、念佛与参禅,刚才两位法师都从禅宗的角度去谈它。譬如,站在禅宗的角度,佛法是不二止观,这就是以禅去融净,或者是以禅宗的禅去融合禅定。如果换从整体佛法的修行上来说,其实禅定有禅定的修行方法,禅宗有禅宗的修行方法,我们知道禅定的修行是从六根门头摄一而入,是讲究心要有所住,而不是无所住;念佛观要把心住在念佛上,数息要把心住在数息上,而禅宗修行是以“无住”入手,要“心无所住”、“无门为法门”。两者不论在修行的形式上或用心上,都是截然不同的。当然站在禅宗的角度,当下这一念,历历分明,不为外缘所动,具有定又有慧,定慧不二,禅定与禅宗不二。念佛与禅也是一样,念佛以往生净土为目的,参禅以明心见性为目的;念佛的人重信、愿、行,禅宗的人重视当下的一念;一个信“他”、一个信“自”。但如果用更高的层次来看,又可得到契合与统一。

寺院组织与内修外弘

——元亨寺座谈会发言

  说到传统继承和现代发展的问题,在现在这个急剧变化时代里,如何继承和开展佛教事业,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不能继承良好的传统,只一味的求发展、求生存,可能导致传统丢失,所以在求生存发展之同时,我们应该要谈继承。
  整个佛教,从释迦牟尼佛设教、订定戒律,都是涵盖了佛教的管理制度。到了中国,祖师大德制定了清规,这也是一种优良的传统。要谈寺院管理的优良制度,立足点不外乎是戒律和清规。清规主要是为了维护僧团共同生活的体制和行事,包括寺院应有的职能,以作为寺院存在的意义。
  过去大陆的寺庙,有子孙、十方两种不同体制的寺庙,对于前者而言,住持是终身制的,而后者只是在短时间内担任管理的职责。客观地说,如果担任行政或住持等等事务,多少会影响到个人的修行。所以在体制上,应当能让担任行政的人有时间退下来修行,这是相当重要的。
  至于寺院的职能,不外乎有修行和弘法、慈善等等,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每项职能。面临现今这种时代,处理好内修外弘,也就是出世和入世的关系,实在相当重要。如果过度倾向外弘,就会忽略出家人的内修;过份强调内修,则必会忽视外弘。这是问题的一方面,就另一方面来看,要是入世太深,难免被滚滚红尘淹没,到时候就跟在家人没什么区别;如果出世心太强烈,就会入山修行,什么事情都不想做。所以这个问题能不能正确处理好,直接关系到佛教在未来能否健康地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