济群法师

  在中国文化史上,虽有先秦的诸子百家,但汉魏以来活跃于社会的主要是儒释道三家。其中,唯佛教属外来文化。但它在中国流传的两千多年中,和传统文化水乳交织,并以其丰厚的思想义理深深影响着国人,与源自本土的儒、道二教呈鼎立之势,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确认识佛教,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生命真相、解决烦恼痛苦,也能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全面、深入的了解。
  佛教在西汉哀帝时传入中国,历经南北朝的弘传,至隋唐而达鼎盛。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初期,主要从事两方面工作:一是佛经翻译,一是义学研究。对佛经的翻译,使汉传佛教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印度早期和中期的佛教思想;而对义学的研究,则使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,即天台宗、三论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唯识宗、律宗、密宗八大宗派。
  宗派的形成,并非中国特有的新生事物。不论在早期印度,还是南传、藏传地区,都曾出现过不同的教派。之所以会有宗派之分,主要是因为佛教博大精深,任何人都难以完整掌握。祖师们为了佛法弘扬的需要,同时也为了便于人们修学,便根据某部经论或内容相似的的经论,建立起各自的修学体系,进而演变为不同宗派。
  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多创立于隋唐,但其历史却可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。如净土宗初祖为东晋慧远,而实际创立者乃唐代善导。天台宗初祖为北齐慧文,因读《大智度论》领悟“三智一心中得”,又从《中论》悟到“一心三观”。慧思继承此说,结合《法华经》要义,传至智者形成“一念三千”、“三谛圆融”的思想,正式创立了天台宗。由此可见,任何思想体系并非一蹴而就,而须经过几百年的积累、几代人的总结方能形成。其后,还有赖于修行成就者的代代传承来维系不堕。
  中国的宗派佛教有着自身特色。首先,每个宗派皆有各自的依据典藉,如天台宗依《法华经》,华严宗依《华严经》。其次,各宗还有自身的思想传承,或渊源于印度,如唯识宗以弥勒菩萨为初祖,三论宗以龙树菩萨为初祖;或萌芽于本土,如前面所说的净土宗及天台宗。第三,各宗对世尊一代教法也有不同的评判标准,即判教,如天台的五时八教,华严的五教等。除此而外,因为各宗核心理论的不同,还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修行法门。
  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,不仅标志着国人对佛法思考和认识的成熟,同时也体现了汉传佛教本土化工作的完成。宗派佛教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思想,但这种继承并不是拷贝,而是根植于华夏文明的土壤中,溶入了本土文化的色彩。如天台、华严、禅宗的盛行,皆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国人习性有关。可以这么说,宗派佛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。
  自唐宋以降,中国国势日衰,佛教弘传也随之走向衰落。其中,唯识宗因缺乏汉文化的基础,虽有玄奘三藏为之惮精竭虑,但仅传两、三代便已湮没无闻。而律宗、三论宗在中国也未能广泛弘扬,经武宗、世宗灭佛之劫,重要典藉散佚不见。幸而这些失传的典籍在邻国东瀛尚保存着,清末民初又回归故土。至于天台、华严,虽为国人尊崇,但在流传过程中,证法传承未能完整沿袭下来,终致有教无观。最后,唯禅宗、净土因解、行简单得以普及,可究其实,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。
  法门的衰微令我感慨,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反思:衰落之因究竟何在?在多年修学过程中,我逐渐发现,其中部分宗派确实先天存在不足,仅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实修法门,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修学体系。我认为,作为完整的修学体系,应该具备五大要素:即皈依、菩提心、戒律、闻思正见和止观实践,缺一不可。
  皈依,是成为佛弟子的基本手续,也是对于佛陀言教信受奉行的必要前提。佛弟子能否认真实践佛陀教法,关键就在于,是否对三宝生起真切的皈依之心,是否真正认识到三宝对改善生命、实践人生最高价值的作用。即便有了这样的认识,皈依后还得不断修习皈依。因为生命是无尽的积累,在此过程中,凡夫心早已形成巨大的力量。我们唯有不断念死无常,观想三宝功德,才能减少凡夫心的作用,使三宝在我们内心逐渐生根发芽,最终成为人生的主导力量。遗憾的是,汉传各宗对皈依的修习多未特别提倡,使当前教界出现严重的信仰淡化现象。
  大乘本是积极入世的佛教,可在中国却给民众留下消极出世的印象。为什么会这样?归根结底,正是因为忽略菩提心所致。以往,我们一直认为大乘经典便代表着大乘佛教,学习大乘经论自然便是大乘行者。却不知区别大小乘的关键在于发心,在于是否具足菩提心。因为菩提心才是成佛的不共因,才是大乘的不共教法。反观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,普遍对菩提心不够重视。也正因为如此,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六度四摄等菩萨行门,似乎只是为大菩萨们所说,与个人修学并无关联。
  戒律是佛法修行的基础,声闻乘的五分法身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,而大乘也以戒为无上菩提本,这都说明戒律在修行中的重要性。中国祖师将戒律单独建构为一个宗派,其用意应该是加强人们对戒律的重视,从而更好地学戒、持戒。可是,当戒律以宗派的独立形式存在时,往往有人将戒律的作用无限夸大,以为持戒便是修行的一切。事实上,戒律并不能作为完整的修学体系,因为它只是修行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一切。同时,学习戒律也不是律宗行者的专利,而是每个佛子的行为准则。
  闻思正见也非常重要。八正道为佛法的修学要领,其中便以正见为首。《阿含经》的四预流支,为亲近善知识、听闻正法、如理作意、法随法行;大乘经论中,则提倡以闻、思、修入三摩地。可见,大小乘经教都很重视正见的获得。唯有在正见指导下,才能如法修行。而在汉传佛教中,流传最广的禅宗和净土宗都没有特别强调闻思正见的重要性。达摩西来,在传佛心印的同时,也提出以《楞伽》印心,但只是悟后印心而用。而禅宗提倡的“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却成为不少人远离经教的依据。当然,在教理研究极为发达的隋唐时代,许多人在进入禅门之先已有深厚的教理基础,不特别强调正见似乎并无大碍。更何况,其时高僧辈出,学人即使在教理上弱些,但有大善知识的耳提面命,修行也不至于出现偏差。但到了教理衰落、宗门无人的时代,若仍不重视闻思正见,修行无异是盲修瞎练了。
  教和观为佛教修行的两大要领。任何一个宗派,不仅要有经教作为理论建构,还须具备瑜伽止观的实践方法。各宗的修行法门,多是祖师在继承世尊教法的基础上,结合自身的修行经验,代代相传而来。如三论宗有鸠摩罗什、僧肇、僧朗、僧诠、法朗、吉藏,华严宗有杜顺、智俨、法藏、澄观、宗密,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,法脉得绵延。这些宗派在早期都有非常殊胜的证法传承,至今却多已中断。由于缺乏修证传承,使学人无法将闻思正见落实于止观实践,成为引发根本智、契入空性的方便。同时,因为对空性慧缺乏体验,对义理的修学也无法深入下去。
  清末民初以来,佛教呈现复兴趋势。其时,有虚云老和尚弘扬禅宗,印光大师弘扬净土,谛闲法师、倓虚法师弘扬天台,兴慈法师弘扬华严,弘一律师弘扬律宗。这些大德在大江南北弘化一方,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在他们弘扬传统宗派佛教的同时,太虚大师则积极致力于人生佛教的弘扬,一方面是为了革除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陋习,一方面是提倡佛教应立足于现实人生,由人乘而抵达佛道,所谓“人成即佛成”。
  人生佛教的提出,为流于神秘化、鬼神化、出世化的佛教赋予了崭新的形象。使佛教得以走入现实人生,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全面关注,充分体现了佛教济世利人的慈悲情怀,对于佛教的普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。但有些人却不能正确把握人生佛教的内涵,以为佛教只关心现实人生的幸福,忘却了佛教特有的三乘解脱及大乘不共教法。从而使佛教在当今社会的弘扬出现肤浅化、世俗化的倾向,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加以关注。
  在当代的佛教弘扬中,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动向,那便是学术化的佛教。在相当一段时期,佛教因被视作迷信而为世人所不屑。自赵朴老提出“佛教是文化”之说,才使佛教重新引起文化界的关注。近年来,许多高校也开始重视佛学研究,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所及佛学中心,更有不少学者投身于佛学研究的热潮。佛教界对此也表现得相当积极,一些青年僧人先后进入国内外高校攻读学位,各地寺院也纷纷举办学术会议、创办学术刊物。这种潮流,对于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广显然有着积极意义。可学术所能关注的,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,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内证,并不是仅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。作为住持佛法、荷担如来家务的僧伽,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,势必会失去僧伽本色。
  鉴于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,我认为,未来的佛教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:首先要重视皈依的修习,此为佛法根本所在,不重视皈依,也就失去了佛法的根本。其次是菩提心,大乘法门的修学必须以菩提心为前提,唯其如此,才能导入佛道,而不是停留于人天乘或只求自了。第三是受持戒律,戒律是一切修行的基础,同时也是修行取得成就的基本保障。第四是闻思正见,以正见为指引,修行才能拥有正确方向,而不是在上下求索中蹉跎一生。第五是止观实践,以此将佛法智慧落实于心行,成为改善生命的力量。缺少这一核心,所学的教理就会失去生命力。
  或许有人会说,“即心即佛”或“自性弥陀,唯心净土”便可,何必如此复杂?的确,这两句话代表了很高的见地。可作为一种层次极高的见,并不适合所有人。事实上,它们的起点之高,只有极少数上根利智者才有能力承担。因为“即心即佛”并非一般人当下的境界,众生虽然具有佛性,但无始以来仍滞留于凡夫心的状态。而从凡夫心到佛心的圆满成就,必须有方便善巧的法门作为途径。不然的话,即使我们将“即心即佛”或“自性弥陀,唯心净土”高喊一万年,依然无法从凡夫心的状态中获得解脱。
  那么,舍凡夫心、成就佛心的关键是什么呢?便是菩提心、菩萨行和正见。凡夫的愿和行皆从凡夫心出发,最终成就的自然是凡夫心。如果我们希望成就无上菩提,便要发起菩提心。而菩萨道的六度四摄,则是成就佛果悲智二德不可或缺的方便。尽管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,但这一宝藏要有相应的方便才能发掘出来。声闻乘的圣者虽然也证得法性,却未能成就无量功德,便是因为缺少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方便行。除了菩提心和菩萨行,还需要正见作为指导。我们现有的心行基础为凡夫心,它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翁,不论我们做什么都难以超越它的作用。闻思正见能帮助我们认识凡夫心的本质,并在根本上克服它、瓦解它,从而使生命得到超越。
  对于人生佛教的弘扬,菩提心、空性见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单纯一种善行,很难判断它属于佛法修行中哪个层次。如布施法门,人天乘、解脱道、菩萨道都在提倡。依人天乘的增上心去修习,便是人天乘善法;依声闻乘的出离心修习,便是解脱行;依菩提心修行,便是菩萨行。菩萨行又包括有漏的凡夫行和无漏的圣贤行,地前菩萨尚未摆脱凡夫心的作用,所修布施仍为有漏善行。而菩萨在修习布施的过程中,不断以空性见消除凡夫心的作用,最终契入空性,成就胜义菩提心。由此可见,唯有在菩提心、空性见的指导下,人天善行才能上升为菩萨行。否则的话,人生佛教很可能会演变为人乘佛教。
  我提出了修学大乘佛法的五大要素,虽然没什么新意,却是修学各宗派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。希望我们能以此重新审视汉传佛教,看看自己尊崇的宗派是否具备这些条件,或者本来具足,却久已被我们忽略。同时,更要检讨一下自己的修学:是否对三宝生起真切皈依之心?菩提心可曾发起?是否按戒律生活?是否具备闻思正见?能否落实于止观,成为契入空性的方便?是否遵循相应的修学略 论?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,相信大家的修行一定会有结果。若是缺少某个环节,就应该及时弥补。那么,如何进行弥补呢?自宗本有这些内容就从自宗补充。若自宗缺乏这些内容,就应该吸收他宗的长处,以此完善自宗的修学。
  可能有人会提出,从这五大要素来看,藏传佛教似乎比汉传佛教更完善,我们何不直接修学藏传佛教呢?不可否认,藏传佛教的确有它的长处,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。但藏传佛教是根植于藏文化的土壤,汉地信众未必都有能力正确认识。比如,藏传佛教浓厚的神化色彩,与政治及民俗文化密不可分,对上师的绝对信仰,许多被神圣化的世俗生活及人,等等。我们估且不去评论这些特殊现象的对与错,但对于尚未具足闻思正见,又缺乏藏地生活基础,甚至无法直接与上师进行语言沟通的汉族来说,要从这些复杂现象中厘清是非,还是有相当难度的。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认识,又如何能深入修学藏传佛教?
  藏传佛教的不共之处在于密乘,而密乘的修行却离不开显教的基础。不论格鲁还是宁玛的道场,都主张先用心学习显教经论。缺乏扎实的显教基础,就没有资格修习密法。而显教这部分经论,在汉传和藏传佛教中都有。我提出的五大要素,也是藏传和汉传佛教共通的,只是藏传佛教在宗派建构上保存得更完整些。另外,密乘在实修上有些特殊的方便,也值得我们借鉴。事实上,当我们对空性有所契入之后,返观汉传佛教史上的大德著述,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着无量的妙方便。
  在佛教的三大语系中,还有南传佛教。南传佛教继承了早期的佛教思想,修行的依据典籍是《五尼柯耶》,相当于汉传佛教的《阿含经》。声闻乘的三藏圣典中,也有严谨的略 论和非常简明的成就解脱方法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他们在生活上保存了原始僧团的风格,托钵乞食,不事生产,唯以学教、禅修、弘法为业。这种纯粹的宗教生活,给人感觉庄严而神圣。佛教分声闻乘和菩萨乘,在印度佛教史上,唯有声闻乘才有严谨的僧团建构。而大乘的菩萨行者,如龙树、无著、世亲,皆依部派佛教的僧团出家。在藏汉两地,僧众多是兼有比丘、菩萨的双重身分。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来说,严谨的僧团建构,如法如律的修行生活,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。
  在此,让我们共同祈求三宝加被,龙天护持,祈求教界同仁们一起发心,依此五大要素修学汉传的宗派佛教,并吸收藏传、南传佛教的长处。如果能做到这些,相信汉传佛教一定可以复兴。